转载：中国经济时报

■本报评论员 唐福勇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站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回望，循环经济已不再是抽象的环保概念，而是一场关乎国家资源安全与产业竞争力的深层次变革。加快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意味着我们不能再满足于“变废为宝”的初级阶段，而必须向全链条、高效率、高附加值的系统重构迈进。

　　这是一场必须完成的“补课”。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资源的大规模消耗与废弃物的快速堆积。时至今日，铜、铝、锂等关键战略性矿产的对外依存度依然高企，而电子废弃物、退役动力电池、废旧光伏组件等新兴固废正呈爆发式增长。一端是“资源紧箍咒”越收越紧，另一端是“环境承载力”逼近上限。循环经济，正是在这双重夹击下被推到了历史前台——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

　　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在于“体系”与“高质量发展”之间仍存在诸多待解的难题。一方面，政策体系已搭建起四梁八柱，但落地时往往“雷声大雨点小”。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执行力度不均，部分领域“回收—利用—再制造”的闭环在成本压力下举步缓慢。另一方面，技术支撑仍是明显的短板——不少关键废旧物料的精细化分选、高值化再造技术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缺乏成熟的产业化转化路径。更需要发力的是市场端：再生资源产品长期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和足够的绿色采购引导，导致优质再生产品在价格竞争中难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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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的关键，在于从三个维度同时发力。

　　第一，制度需从“引导”转向“刚性”。要真正让循环跑起来，必须让“不循环”的成本高到难以承受。这要求进一步压实生产者的全生命周期责任，比如在电子产品、包装物、建材等领域加快建立强制回收名录和执行标准。同时，在政府采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把“绿色循环”设为硬门槛，倒逼产业链上游主动拥抱循环设计。

　　第二，技术需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循环经济的高质量形态，不是孤立的回收拆解，而是一个贯穿设计、生产、消费、回收、再制造的完整技术链路。应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如废旧光伏板的高效分离与提纯、复杂混合塑料的化学回收、退役电池的梯次利用与再生材料提级等，并推动这些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产线。

　　第三，市场需从“政策驱动”迈向“价值驱动”。只有当再生产品真正被市场认可、能卖出好价钱，循环经济才能从“输血”变为“造血”。这需要政府牵头建立更科学的绿色产品认证体系与碳足迹核算机制，并通过绿色金融工具对循环经济企业给予低息贷款、绿色债券等支持，形成“优循环—低成本—高溢价”的正向循环。

　　加快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本质上是一场对传统工业文明底层逻辑的重新编程。它考验的是制度设计的刚性、技术创新的厚度和市场机制的自洽。方向已经明确，路途虽有荆棘，但每一步都指向一个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