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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钧跃:重新认识“信用科技”

转载:信工委  微信公众号

信用科技是推动信用经济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金融信控界、信控服务业和信用理论界三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信用科技应包含的技术门类和技术边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在技术门类方面三个领域之间存在着后者包含前者的关系。

信用科技方法具有自然科学属性,却应用于市场经济和社会治理领域。其中的非接触式信用科技方法适用于解决经济社会的信用风险控制问题,在该领域我国的技术水平或能跟得上国际第一梯队;而接触式信用科技方法适用于对个人失信行为的预防和矫正,在该研究领域我国尚处于空白状况。鉴于目前信用科技在我国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以国家实验室形式整合资源和推动技术进步应是可取之策。

近年来,“信用科技”愈发成为我国金融和信控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该主题的研讨会和出版物越来越多。但是,时至今日,对于“什么是信用科技?”“哪些种类的技术属于信用科技?”这类最基本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形成学理意义上的共识。一方面我国在信用/信控领域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比较兴盛,另一方面在覆盖面上却缺乏完整性。因此,信用/信控业界和学界有必要就信用科技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一、金融信控界的观点
“信用科技”指的是什么?哪些技术方法或工具可纳入其框架?现今虽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金融科技(FinTech)界信控专家们的观点是最为流行的,而且能得到国际金融科技界的呼应。金融科技始于西方,至于为什么十几年前会出现金融科技的提法,英国专家克里斯·斯金纳(Chris Skinner)的看法是“价值互联网会代替旧世界里处理实体货币的实体银行,(使得金融科技)成为数字金融中新出现的一个市场”。

不少金融界人士认为,信用科技是金融科技的组成部分,信用科技源于金融科技,信用科技的提法是由金融信控界提出的。例如,在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的支持下,北京大学金融智能研究中心的学者们组织了一个“金融科技理论与应用研究小组”,于2021年3月出版了一册名为《金融科技知识图谱》的“金融科技百科全书”,该书目录中第三章的标题就是“信用科技”,该项下共有21个条目。通过总结近年来金融信控界对信用科技的看法,我们可将其对“信用科技”框架的认知描述如下(见图1)。

很明显,在图1中列举的各种技术方法,都是可用于防控金融工具信用风险的,或用于金融工具的信用价值度量和定价,是对金融科技包含的各种信控技术进行聚类,以凸显出金融信控技术的特殊性,对于金融创新意义重大。当然,从金融科技发展历程角度看,之所以有必要以“信用”的名义作出如此区分,互联网金融发展是主因。除此之外,还需要提及的是区块链技术,这种技术能维护被输入链中的原始记录的真实可靠性,其“信用”特征突出,或也应该被纳入信用科技框架。

二、信控服务业的观点

对于信用科技框架内应该包含什么样的技术和工具,信控服务业考虑更为广泛,特别是其中的征信、信用评级和诚信评价等行业分支。该行业的服务业者认为,应该将一些非金融的信控技术和工具纳入信用科技框架,其观点如图2所描述。

信控服务业者之所以认为“诚信评价类”和“信用风险指数类”的技术方法和指数工具可以纳入信用科技框架,是因这两类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企业信用风险度量和控制,很深入地涉足非银金融信控服务。

例如在普惠金融的小微信贷领域,特别是其中的诚信评价业。虽说企业诚信评价方法隶属于管理科学,却也都是数学方法。管理科学专家杜栋认为:“管理科学与工程自其诞生就呈现出学科交叉与知识融合的特征,如现代数学的发展为研究复杂性管理问题提供了方法与理论基础”。

企业诚信评价方法和风险指数技术不仅能应用于市场信用风险控制,还可扩大使用,运用到社会领域,为政府的市场信用监管和社会治理提供技术支持。对征信业者来说,个人信用评分技术主要服务于金融信控,而企业征信的量化指标构建需要不断地改进技术,信用科技方法能够服务征信领域已毋庸置疑。

三、信用理论界的观点

信用理论界的专家学者视野比较宽阔,视角比较新颖,倾向于从分析事物的本质、从“目的论”角度看待问题。

他们认为信用科技框架内应包括:(1)能对信用风险进行量化评估的技术;(2)能阻止受信人做出失信决定的矫正方法。其观点如图3所示。

持这种观点的人接受前两种信用科技框架,但在框架中增添了信用生理学技术方法。图2中所列举的技术都是间接作用于受信人的技术,对受信人来说是非接触性的。而基于信用生理学的技术不同,需要直接接触受信人,即将信用科技方法直接施用于受信人的身体。

也就是说,这类技术可以在“瞬间”测出受信人在测试时出现失信行为举止可能性的大小,但需要与受信人的身体产生物理或化学性质的接触。例如,通过对受信人大脑组织进行断层扫描(CD)测量其脑垂体大小和形状不同,以确定受信人分泌多巴胺、5-羟色胺、内啡肽等类激素的分泌量和分泌速度,再根据诊断结果实施药物调节,让受信人分泌出“好激素”,消除受信人的失信打算,达到行为矫正的信控效果。

再如“遗传学研究认为,低效能单胺氧化酶 A 基因型(MAO-A)是会导致脑部单胺氧化酶含量偏低的基因类型,这种暴力基因与行为冲动是强相关的。低表达的MAO-A基因容易导致酗酒、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与行为人的道德是相关的”。

当然,信用生理学是研究人体与失信行为相关的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特征的科学。针对人的守信或失信行为,信用生理学解释了人类先天生理状态和后天生活习性,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并使用药物或神经刺激方法使得诚实守信思维和行为成为人类下意识的生理反应。因为基于信用生理学理论开发的技术方法及其应用需要直接触及受信人的身体,使用激素类药物或基因手术是否会产生不良副作用还有待更多的临床试验,还需要解决科学伦理问题,因此,此领域的信用科技研究和成果应用都需要由法律和科学伦理进行规范。遗憾的是,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尚属空白。

图3最右侧增加的一列“信用投放类”信用科技方法,主要用于监测和防范各类信用投放可能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需要实时监测的信用投放形式主要包括:(1)来自国内的金融类信用投放;(2)监控期内从国外流入和流出的信用工具;(3)银根短缺时出现的企业间换货量;(4)企业赊销总量。

具体而言,这类信用科技方法所研究的是实时监测信用投放的理论和技术,包括对信用投放的总量、冲量、波动、变化趋势的监测和分析。例如:

(1)国内金融工具投放量及其流动规律,并研究分级信用风险预警的阈值设置;
(2)国外金融信用工具的流入和流出,以及冲击我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负面影响;
(3)非金融类信用的赊销和换货等信用投放量统计或估算方法,以及对市场和金融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
(4)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信用工具流量的分类实时监测,以及对点和面的冲击后果评估;
(5)对世界各国金融信用工具投放量、流向和冲击目标进行实时监测,为中国资本提供国际信用风险预警,以及预测信用危机的发生及其诱因。

除研究经济类的信用工具投放之外,还需要从社会道德角度研究信用投放的公平正义性问题,这类研究将为我国社会制度的改善提供基础数据和事实分析方面的依据。

四、信用科技的基本特征

根据前文列举的三种不同的信用科技框架,它们之间存在着包含的关系,即“图3⊆图2⊆图1”的集合包含关系。

对图3所示的方法作总结归纳,可以找出信用科技的共有特征,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信用科技:

(1)基础方法均是自然科学方法,以数学模型、生物制剂、外科手术等形式呈现;
(2)信用科技方法均应用于市场和社会,自然科学方法介入(服务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特点明显,而且在学科上产生交叉;
(3)非接触式的信用科技方法属于“软科技”类,是当前信用科技发展的主流,主要用于信用主体信用风险和信用价值的定量分析,不包括定性分析;
(4)直接接触式的信用科技方法属于“硬科技”类,迄今为止只作用于自然人性质的信用主体,主要用直接干预人体生理的方式,达到提升受信个体的诚信度的目的,激励其做出诚实守信的决定,“准强制性”地矫正其行为方式,使其遵守契约或承诺;
(5)服务方式是在组织的外部提供信控或诚信自律方面的技术支持,为信控服务业各分支提供技术服务,主要提供信控类技术工具;
(6)在研发和应用成本方面,直接接触式信用科技方法高于非接触式的信用科技方法;
(7)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不仅需要机器深度学习技术进行辅助,还会使用芯片植入技术。

根据从信用科技框架III中提取出的特征,我们尝试着给信用科技下定义如下:信用科技是指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市场和社会上各类信用主体的信用风险或信用价值做出评估和预测的技术,同时包括在自然人性质信用主体做失信或守信决策时实施生理干预的技术。

在信用经济和数字经济时代,大力发展信用科技的意义重大。其内在逻辑是,只有运用信用科技方法发现和控制住信用风险,才能推动各类新型金融和非金融信用工具的研发和应用,进而支撑企业信用制度和个人信用制度建设。

另外,运用信用科技方法必然能大幅度提高数据的利用率,依靠数据要素提高生产力,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依据和技术支持。鉴于接触式信用科技方法的特点,可以看出它不仅能应用于规范市场秩序,也能应用于社会治理,对社会道德建设作出贡献。

五、信用科技发展路径

社会上出现信用科技的提法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由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催生的,符合科学创新的规律,即它的出现要因是:
(1)发展信用经济和数字经济需要技术动力;
(2)伴随着国内外金融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推动信用科技发展;
(3)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向深入的迫切需要;
(4)数据要素作为新的生产力要素被提出,客观上要求加大对隐私计算的投入,完善各种可信技术的基础。因此,要推动信用科技全域进步,就要符合信用科技的发展规律,择优选择发展路径。

(一)非接触式信用科技方法取得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

在开发度量市场主体信用风险或价值的数学模型方面,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
(1)基础数据环境。特别是模型开发者能共享到企业和个人征信的核心数据,或与之对应的特征变量集,而使用隐私计算技术也是一种替代。
(2)大数据环境。海量数据、无限维度,以及公共云等。
(3)基础法治环境。需要立法机关制定信用主体隐私权保护类的法律法规,在保护企业商业秘密与发展企业征信技术之间取得平衡。
(4)人才条件。吸引全球最优秀的数学家和最有经验的建模专家,提供自由宽松的研发环境和优厚待遇,形成长久的凝聚力。
(5)资金环境。形成让优秀的信用科技企业能够做大做强的市场商业环境,畅通研发工作获得投资的渠道。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鉴于数据是决定研究成果优劣的最关键因素,如果过度强调信息保护会对数据流动和技术应用形成制约,造成数据源单位缺乏开放数据的动力,研发工作也会在使用数据方面存在过度的法律顾忌。

(二)接触式信用科技方法取得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
直接接触式信用科技方法涉及脑科学、神经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药理学和行为心理学等,欲使接触式的信用科技方法得到高质量发展,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相当苛刻,主要包括:
(1)政府指导性政策和布局。需要科学技术部对科研项目进行总体布局,提供组织保障,制定近期的科研计划,并为未来制定规划奠定基础。
(2)组织保障条件。建立信用科技国家实验室体系,在相关学科的科研计划中增加信用科技项目,例如在脑科学研究计划中加入信用科技研究方向;除可转化为市场商业化应用的信用科技研究项目之外,也将国家需要的公益性信用科技研究纳入进来。
(3)实验条件。支持信用生理学各分支的动物和人体实验,以及新药物临床试验。
(4)保险条件。发展信用科技需要保险业提供保险服务,要求各保险机构创新科技保险产品,覆盖信用科技的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
(5)科学伦理。我国需要建立涉及信用科技领域科学伦理约束方面的一系列规则,需要推动立法机关开展信用科技领域的立法需求研究,并适时将信用科技科学伦理方面法律和规章的建设项目列入全国人大和政府部门的两级立法规划。

(三)建立信用科技国家实验室

在信用科技当前的发展阶段和技术条件下,要推动该领域技术和理论研究取得快速进步和竞争力,特别是整合多个领域的科研力量和资源,建立多个学科相关研究的横向联系和合作关系,站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广阔的视野上把握国际技术竞争和交流方面的政策,只有采取国家实验室这种组织形式才有可能实现。

国家实验室属于科学与工程研究类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形成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代表国家的科研水平;国家实验室能够体现国家意愿,实现国家使命,是面向国际科技竞争的创新基础平台,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撑,是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化的大型综合性研究基地;国家实验室是聚集国内外高端科技资源的创新高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承担着牵引和指向的作用,所要实现的目标是聚焦未来技术前沿,提出新理论、创造新知识,开辟新兴前沿方向。

也就是说,由科学技术部以国家实验室这种组织形式统御信用科技研究,能够成体系地将信用科技领域的顶尖科研项目纳入“国家队”,在组织上打破不同类别技术应用部门的隔离墙,实现各门类信用科技研究的大联合。而且,国家实验室方案能够提高研发人员对技术全貌的认知水平,打破受行业局限的思维模式,有助于使更多的原创理论和技术诞生在中国。

信用科技国家实验室的任务很重,主要包括:
(1)填补诸多科研领域的空白;
(2)争取在某些已有基础的领域形成国际竞争力;
(3)优化科研资源和人才要素配置;
(4)形成原创性发明的创新平台;
(5)支持信用科技各门类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分门别类地融入各基础学科。

总之,选择建立国家实验室比较适合信用科技发展目前所处的阶段,它将成为发展路径上的重要节点,实现关键性的整合和转折。

当然,在未来,我国还有必要建立信用科技科研体系,在国家实验室引领下成立一系列不同级别的实验基地,实现信用科技的全域覆盖,以政策性和计划性的手段推动我国在信用科技科研领域不断进阶。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建立国家实验室的初期财政投入有限,则需要选择首个信用科技国家实验室落地单位,宜将其“设置在拥有经管学院的理工科类大学,生物化学、医学、实验物理、心理学、人工智能专业齐全的大学是优选,若该单位再能拥有脑科学和信用管理方面的科研和教育基础则可考虑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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