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认为 ，经过过去两年用超强的积极政策拉动、经济增长速度回升以后，中国宏观经济现在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长时间存在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这种不平衡的情况继续存在。保持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就是最终需求不足。第二，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去多年——不知是过去2年，也许是过去十年——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 。因为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他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首先是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居高不下，接着发生的就是从去年开始显现的CPI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温和的通货膨胀水平，达到了5，甚至是5以上的水平。问题在于这两个看起来互相矛盾的现象，它是来自于同一个原因，就是中国长时期以来采取一种用头组曲定的增长模式，它带来的一大堆问题，是我们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难，比如资源的好近、生态环境的破坏、投资率不断上升。我们用来矫正这种问题或者弥补这种缺陷的是出口导向政策，不仅是它的效益在衰退，他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了。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外汇存底就越来越多，她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影响就是货币超发。因此，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最为重要的。
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解决之道在哪里？吴敬琏认为，出路就在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他向听众讲解了两种不同的分析与对策：粗放增长，由资本增加（投资）驱动；几月增长，由效率提高驱动。“当前面临的微观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归根到底都是由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就要通过集约增长的方式，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附加值。”
那么，具体如何醋精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呢?
一是农村的劳动力向城市的非农产业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还没有实现，要实现这个转移就要实现工业化，需要在农村和城市做一系列的工作。如在农村普及9年甚至更高的义务教育，在城市里改善农民共的生活条件，保障农民工家庭融入城市社会等。这非常重要。
二是要推动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技术的特点是以经验为基础，而现代技术的特点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所以技术革新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提高了。这方面，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比如 我们现在拥有高等学历的技术人员数量是世界第一的，研发的投资去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第三，现代服务业从20世纪初期开始就超过了制造业，成为社会第一位的产业部门，中国因为过去的苏联式传统，着重于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现在全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0%左右。即使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其服务业比重也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服务业向制造业和第一产业的渗透，这被称为“先进制造业”，即和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另外一个方向则是服务业的独立发展，服务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一个行业。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四，从20世界50年代发达国家兴起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增长模式转型来看，中国的信息产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大的发展。但中国的产业信息的硬件占70%左右的比重，跟一些发达国家正好相反。我们的软件和服务业发展的还不够。这样信息产业的带动作用就表现得不够，很多好的技术得不到运用，也不能够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吴敬琏指出，从经济学观点来看，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不是来自投资，而是来自效率的提高，这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所以我们要从旧的依靠投资的增长模式转到依靠效率提高。对于企业而言，改革开放带来的“浮财”已经被挖尽，所以必须一心一意的去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企业家要努力盯着市场，提升自己能力，提升自己能力，要静下心来做原创性创新，这条路很艰苦，但是很正确。
而这个过程中，政府也需要爱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首先要牢牢树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的观念，不要去插手自己不该管的，也管不好的事情。同时要把注意力转向自己应该管的事情，并且把它们管好。其中，首要的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搭建公共竞争的平台。在这个方面，政府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可以起到不好的作用。创新的动力来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得到的回报的一致性，政府对少数“重点企业”的政策倾斜，往往损害了众多一般企业创业的积极性。
同时，他还指出，目前的生产力发展还面临着诸多体制性障碍，而打破“诸多体制性障碍”的唯一办法是切实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公众的呼声，已经在市场经济顶层设计的框架内采取了主动行动，进行了不少积极的改革探索。比如：从2010年开始，上海市国资委开始惊醒行业调整收缩的工作，计划用3年时间把国有资本涉及的行业由79个减少到54个。他表示，对于已有的改革试验，应当及时总结，适时调整，兴利除弊，加以推广。只有把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结合起来，实现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顺利的开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